金秋十月，浦江畔，人才云集，思绪激荡。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五大洲的顶尖学者、智库专家、文化使者将以“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为主题，联动文明脉络和现代化实践，开启一场“以学术看中国，与中国共同回应世界”的观点交流盛宴，描绘文明互鉴的图景。 “高官：从世界舞台观察‘中国治理’”会议特别邀请了多位具有丰富国际治理经验的高层政治家参与讨论，提升了对话在全球战略层面的专业性。画这些政界高层以其亲身参与的全球治理实践，为思考“中国工程”、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操作者”视角。他的思想之所以显得深刻，是因为这些思想源于他个人的治国实践。 1978年，39岁的罗马诺·普罗迪从讲坛步入政坛，成为意大利工业部长。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两度担任意大利总理，并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推动欧元的引入和欧盟扩大至25个国家。作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普罗迪先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活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该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普罗迪强调，全球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人类的未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向世界开放的重要公共产品，为混乱的世界注入稳定和正能量。各国政治家必须懂得如何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学会如何在接受分歧的同时实现相互理解。普罗迪称赞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伟大倡议。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一举措让我想起了马可波罗和古代丝绸之路。他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为合作开辟更多可能性，许多欧洲国家相信我们能够从进一步发展中获益。面对复杂形势，中欧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共同挑战，加强合作机制。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开放、共赢n 成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格热戈日·科列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和2002年至2003年两次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是波兰经济转型的“核心设计师”。他的研究论文和书籍已被翻译成 28 种语言出版，使他成为“世界上学术引用次数最多的波兰经济学家”。作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和环球旅行家，他的足迹已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科雷德克呼吁促进“包容性全球化”。他认为，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全球化。当前，国际形势陷入利益冲突的泥潭，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但如果我们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这一悲剧就可以避免。审判会适得其反。全球南方经济体对这一转变寄予厚望，中国有望实现这一转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武克·耶雷米奇，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在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他主持了“里约+20”峰会授权的谈判，亲眼目睹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全球议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最终导致各国在2015年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耶雷米奇先生强调，国际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稳定和长期繁荣需要更多的耐心、沟通和远见。国际社会必须理性引领，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的双输甚至两败俱伤的困境。 20年来，耶雷米奇访问中国近50次。他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减轻科技创新压力。电动汽车、电池、高铁，中国在其他行业的领先地位不容忽视。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是现实选择，也是许多重要领域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柱。拒绝与中国合作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学术界巨擘：文明对话‘架桥铺路’”会议还汇聚了一群超越语言障碍、直达思想核心的“架桥”明星。安妮·莱格（Anne Leger），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中西比较哲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因翻译《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经》而蜚声海内外。荣获孔子文化奖、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图书特别贡献奖奖。安妮·莱热认为，翻译一本书不仅是翻译文字，更是翻译文化。它寻求“翻译的意义”，乃至“翻译的语境”，让英语国家的人民真正了解儒道思想的当代生命力。例如，中国哲学中的友谊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观点，更强调以朋友之间的差异作为建立友谊的起点。在西方哲学中，友谊始于彼此的相似之处。我们把朋友视为我们的“第二个自己”，我们关注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将他们视为我们可以反思和检查自己道德的镜子。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安雷格呼吁积极理解儒家分享、包容、“自卫”等理念，深刻理解和体会人类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分析了困境与问题的本质区别，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方法找到解决办法，而困境则需要我们内心的深刻觉醒才能有效应对”。这种觉醒不仅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更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困惑主义是推动这种觉醒和变革，进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多年来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名誉教授高涤民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兼职中文翻译，见证了中美建交前后的许多历史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创业精神，非常善于利用机会机会。不仅是为了赚钱养家、服务社会，更是为了国家富强。高迪民认为，中国政府也努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空间来建设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第一批来华留学的美国研究生之一，高迪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中国学在美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边缘、不受欢迎的学科。 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话题。 “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强大的。学术交流是打破偏见、建立互信最坚固的桥梁。我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提高他们客观解读中国的能力。英国著名学者马丁·杰克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和推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他看来，高地民感人地说：征服世界，或者掠夺世界。世界观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区别。他认为，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在许多新兴领域引领世界，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局限于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而是关于脱碳和新的绿色经济。”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等产业以及新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定义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马丁·雅克坦言，西方国家不应批评中国与其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如学习中国的经验。欧洲大陆中国研究的许多领军人物也齐聚上海。德国东亚文学文化专家史汉伟于2021年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级勋章，于2024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他表示，他构建了植根于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国世界”想象的汉学。 20世纪，为重塑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形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和“汉学”展开概念争论，提出“深层中国”概念，试图明确中国在以人文与和平为核心的多极世界中的独特作用。李先生是欧洲汉学界的权威，现任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吉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古代哲学和宗教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她认为，当今世界应努力实现“和而不同”，包容文明差异和多样性，倡导开放、合作、包容。中国经典蕴藏着中国哲学和日常生活的精髓。只有读懂中国经典，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因此，他不仅将《论语》、《黄金比例》翻译成意大利语，还着有《儒学》等书籍，向意大利读者详细介绍了儒学。思想背景和中心概念。李继亚教授还积极推动学校“向世界开放”，2017年在中国设立了威尼斯大学第一个海外办事处，增加了中意两国年轻一代相互学习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对中西文化有更深入、更直观的了解。和文明。在他看来，文明之间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组织之间的合作。这是一场持续且重要的对话。 “根据当地经验和关切，谱写一首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中国研究’交响曲。”风从海上吹来。从高层政治家、学术巨擘到青年汉学家，本次会议人才济济。它以其多元的构成和深厚的学术背景，生动地阐释了从“传统国学”到“现代国学”的拓展、走向“单一领域”的“相互融合”、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全球多元主义”的转变。一是从“国学”到“综合学习”范畴的创新。理解现代中国，不能固守古典文学的象牙塔，而必须依靠古典文学的象牙塔。我们必须把古典文学置于现实之中吃故事传承中华文明，贯通古今。波士顿大学关利亚教授表示：“中国文明的崛起为制定一个严谨的、逻辑上一致的、有经验依据的文明定义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纵观其悠久的历史，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不同形式，都遵循着通过书写而巩固的原始原则。元代的这些原则直接构成了三大文明的精神内核，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现实的范式。具体 元宗佛教原则的例子包括西方文明的“宇宙唯一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的观念和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学”的理想。这一理论框架为系统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不仅可以加深底蕴既可以评价单一文明的地位，又可以对不同文明进行客观比较，从而促进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促进全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北京大学人文学科资深教授李伯忠从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蕴含的发展动力和非凡的韧性。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连续性。它创造性地将文明本身提升到一个新时代，而不仅仅是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这提供了对于理解“中国特色”至关重要的历史深度。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朱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的繁荣和自信能够定义21世纪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丰富的历史底蕴、丰富的经验和克服逆境的能力。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长期困境的根本突破，而且延续和发展了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使中国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现实，更容易重新掌握转型发展的历史引领权。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把握中国历史进程走向、凝聚民族意志和决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方法创新。这是古代知识遇到“跨国武器”的时候。中国的巨大体量和极其复杂性对任何单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创新。上g全球阶段的中国学研究，很多专家学者都感到好奇。我们是一群广泛运用各领域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通过跨界融合寻求新知识和解释力的“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行了冷静分析。他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需要的是客观的、多学科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口号。将能效减排目标、新兴产业的竞争性早期投资、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供应链支撑等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市场理性和阶段特征。协会西班牙加的斯大学奥约西教授的研究代表了历史数据使用方面的一场“悄然的革命”。他仔细搜寻了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的间接记录，包括行政记录、语言手册、港口记录、法庭文件以及其他来自西班牙、美国和菲律宾的非官方跨境交往记录，为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通过严谨的概念历史研究，揭开了“隐藏的真相”。当前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一些概念体系，如“儒家思想”，就是西方知识界逐渐构建的标签。当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结构时，就有可能突破小n构建的解释框架。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贴近社会现实的视角，思考东方社会生活极其复杂生动的图景。这一观察结果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作为打破东方主义隐藏惯性的警告。三是视角的转变，从“单一故事”到“全球合唱”。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治理、科技伦理、生态危机等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指明了现实关切和未来方向。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清华大学副高级研究员王绍光先生详细阐释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度互动。他揭示了国家能力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大国进程。这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能够有效调动资源、进行长远规划、确保重大战略有效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学注脚。学术界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推动者之一。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曾两次出使中国，在华工作已近10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学习过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语言。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驻京的年轻外交官，贾维德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经常与西方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成了共产主义者”。贾维德解释说，这种傲慢态度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国家的同事大多认同“W“然而，我当时和现在一样坚信，这些偏见和嘲讽绝不会阻止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历史性的里程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的。这一伟大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共同进行的。据了解，此次大会在五个平行分论坛中取得了进展，包括“从世界看中国：文明与创新的延续”的历史深度和“数字智能时代的全球中国研究：机遇与挑战”的未来展望。它既是“学术分析的理论探索，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证阐释”， 以及“多学科视角下的全球中国学知识体系”和“全球中国学的青春与未来”的代际传承。不同的p学术界可以进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加深对中国发展和世界未来的思考，为世界文明认识自身之美、分享美与美播下种子，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世界注入思想和学术力量。南非总统办公室副秘书长、国家公共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是非洲研究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寻找非洲正确的发展道路。他说：“多元世界理念一再提出，美国将成为反霸权的力量。由于强调独立，它也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研究，越来越关注中非关系、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治国理政经验，希望获得对非洲发展有用的启发。”阿尤布·扎雷塔教授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博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他深入涉足东西方人文与历史的交汇，致力于构建基于历史联系的“丝绸之路学术共同体”。埃及青年学者哈迪尔·赛义德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支柱》等文章，代表了阿拉伯世界新一代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敏锐观察，为理解中国与“南半球”关系提供了新的注脚。